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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轴里的大运河

2024-05-12

大运河的往昔流传于文字间,也定格在图像里。明清两代,京杭大运河长期贯通,衍生出一系列绘画。画家或在手卷中铺叙悠悠长河,凝聚城乡风物;或以册页呈现临水小景,汇集地标与名胜。其中,横向展开的卷轴直观、连贯地反映了社会状况,仿佛另一种形式的史书,演绎着大运河的庞大体系与丰富细节。

  江南是大运河风景线的突出一环。地理上,江南多指长江下游南岸,隋代疏浚从镇江到杭州的水路,取名江南河。在清代运河史中,从古黄河到钱塘江的广阔运河流域拼凑成“大江南”。打开当时的“实景”画卷,顺着运河的走势,具象而真切的江南图景逐次浮现。

  河工关系漕运和民生,阅河是清代南巡的重要目的,而江浙境内的南巡路径又基本是运河。常熟画家王翚主笔的纪事画卷《康熙南巡图》以第二次康熙南巡为原型,从现实空间取材,浓墨重彩地表现了江南的大运河。这组尺幅高大的作品原有十二卷,今已散佚不全,目前可知第四卷绘出宿迁和淮安清口运河枢纽,第六卷从瓜洲镇起,经镇江三山穿越长江,绘及常州,第七卷从无锡惠山绘至苏州,第九卷绘出浙东运河杭州、绍兴段,画内关键位置标有题识。这些围绕运河景观的画面虽然采用节略画法,但是知名地点往往被细腻地记录下来,譬如第七卷中的运河孤洲黄埠墩、浒墅关钞关等。

  《乾隆南巡图》同样含十二卷,但主题略见区别,有绢本、纸本两版存世。该图由苏州人徐扬完成,追述了乾隆首巡的过程,用笔严谨,色彩淡雅,透视与明暗处理十分明显,诗画相映。其中,涉及大运河的图像共计六卷,几乎囊括了江南范围的全部运河行程,第二卷还绘出了德州城外的运河浮桥。“浙吴两月熟舟行”,诚如乾隆诗句所言,水韵是流连江南之际最为难忘的记忆。第四卷的清口场面气势磅礴:左侧是浩渺的洪泽湖及高家堰,里运河露出河口;乾隆帝与南河总督高斌出现在中段的东坝之上;右侧,顺着皇帝手指的方向,可见淮河急流正涌入黄河浪涛,“束水攻沙”这一治水方略得到生动的诠释。

  在南巡图之前,徐扬已在乾隆二十四年(1759)绘成名作《姑苏繁华图》。《姑苏繁华图》又名《盛世滋生图》,在叙事时并未依托固定的事件,立意是展现苏州的旖旎山川、富丽街衢和醇厚风俗。从构图上看,该图对姑苏城内外景物的视觉建构相当成功,而且巧妙地把运河水路设计为全卷的线索——画幅自右及左串联着胥江、护城河与山塘河等大运河的组成部分。“苏州以市肆胜”,徐扬对水乡风光的刻画显然受到明代以来流行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系列的激发。在吴门画手笔下,宋本《清明上河图》所见汴河早已被替换成江南运河,而东京市井自然也转换为苏州市集。

  《姑苏繁华图》前段介绍胥江沿线的山水和市镇。胥江源自春秋时期,沟通苏州城和太湖,于胥门外汇入大运河主线。画卷从灵岩山开始,经木渎镇,绘至石湖、上方山等地,其间点缀耕织、渔樵等场景,营造出一片田园乐土。中段以蜿蜒的苏州城西墙映衬护城河,重点在万年桥与阊门。万年桥在胥门北侧,体量宏大,构造美观,阊门是当地运河空间里首要的水陆连接点,这两处景观也是苏州桃花坞年画的经典意象。后段聚焦七里山塘,以虎丘压轴。画内商铺、酒家鳞次栉比,画舫、游人络绎不绝,尽显升平气象。《姑苏繁华图》所见大运河交通状态极其繁忙,主航道上密布大小船只以及木筏、竹排,由此可见水运对古代社会的重大意义。

  在前述作品外,徐扬还有另一种表现大运河的作品。他的《南巡纪道图》笔触轻松,文人画气息浓郁。此卷近乎覆盖乾隆南巡全程,像是合并整套《乾隆南巡图》的简易版。除了德州的一段河面,画中大运河流程久长,从台儿庄一直绵延到苏州。这段景物移天缩地,把江南城邑及附近名胜剪裁在一起,山林的意境格外悠远,令观者的目光畅意驰骋于运河上下。

  康熙四十六年(1707),焦秉贞的《南巡苏州虎丘行宫图》专绘山塘。虎丘行宫毗邻山上的云岩寺,是南巡之路的标志性节点。这张图再现的是苏州士民的中秋欢庆,是难得的古代夜景画。画幅左端乃虎丘全貌,运河复线山塘河从山前逶迤流过,右侧远景露出一线城墙,报恩寺塔高耸天际。作品赋彩浓丽,天空略加墨色渲染,山峦、树石和田畴施青绿色,建筑的门窗多被灯火映亮。七里山塘出场人物众多,情节热烈,形象地注解了“倾城士女出游虎丘,笙歌彻夜”的习俗:游船、行人自阊门延续到山寺;寺院上方题写着“虎丘秋月”,男女老幼纷纷仰头赏景;千人石上,人们或坐或立,谈笑风生。

  除却鸿篇巨制,还有专门描绘独立运河之景的画作。乾隆时,状元、词臣钱维城的《苏轼舣舟亭图》对常州运河胜迹进行了特写式描绘。此画系水墨横卷,逸笔草草,带有强烈的写意文人画特征,在传达园景真实结构的基础上,借助虚拟的意象强化了诗意:近景为运河波澜,水面浮动着一只小船;堤堰上,右侧古松和巨石衬托舣舟亭;左侧院墙环抱宫苑,幽深静谧,双层万寿亭最为凸显,山池间有板桥与草亭,颇具古意。

  清代前期,河防事业艰难复杂,由此诞生一批大运河舆图。舆图常由河道总督编绘,保存着运河系统的完整信息,尽管其绘制初衷是辅助治水,但是它们往往容纳了实景因素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京杭运河图》和浙江省博物馆的《京杭道里图》由靳辅邀请江南画家周洽等完成,创作团队进行了扎实的实地调研和资料搜集。这是一对姊妹舆图,两图长度均达20米,通篇排布大幅青绿山水,称得上巨幅山水画。画内虚设高空鸟瞰视角,对远近地理的交代非常周备,局部建筑结构及要素也务求形象,观者如同直面广袤的大地。换句话说,在此大运河几乎是隐藏在地表的一条暗线,披览图像,宛若神游千里江山。

  《京杭运河图》比《京杭道里图》存有更详细的文字题识,是相对成熟的版本。画面从杭州湾起笔,西湖诸景率先吸引观者的注意,运道越过杭城向北延伸,江涨桥、拱宸桥等大型石桥接连亮相。桥、塔、闸通常是运河航程的坐标,除了题字,画家始终利用视觉符号注解着地理位置。图中嘉兴茶禅寺三塔、苏州宝带桥、清江浦清江大闸等特殊意象均容易辨认。在镇江段,图像显示了江河交汇的壮美景色,金山、焦山和北固山三足鼎立,而长江滚滚东去,一队漕船正破浪北进。紧接着,独具特色的扬州运河景观映入眼帘。扬州北境分布着一连串大湖,高邮、宝应二城都西邻淮扬运河,与湖面隔河相望。画家着力表现出这段运河两岸的堤坝和闸口,以醒目的白色断断续续地涂绘石砌河工,河堤势同蔓延在湖畔的长城。自扬州城北到徐州南缘,大运河渡过了漫长的平原地带,在此遇到古黄河,形成水患治理的咽喉要塞。备受强调的水利工程提醒我们,这幅画本质上是一种视觉化的治河档案。

  古老的大运河滋养着中国,牵动国人的心弦。如今,作为文化遗产的大运河葆有生机,历久弥新。面对蔚为壮观的古代运河实景画,在领略其艺术魅力的同时,更应该分析视觉史料。限于清代人制作图像的用意、方法和技术,“实景”只是相对的概念,重返大运河历史现场仍需要跨学科的合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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